悼黄志轩先生

那是在戊戌清明的前一天，在和几位文友的小聚中，我听到黄志轩先生病逝的消息。当时，我心中一沉，惊愕地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一百个不相信！一向体格健壮，谈笑风生，雄辩滔滔的黄志轩怎么会接受死神的邀请？回到家中，怅然独坐，一种悲凉悲痛之感水一样袭上心来。

知道黄志轩先生的大名，是在40多年前。那时我还是王市高中的一名16岁的学生。不知是搭错了那根筋，我竟鬼使神差般爱上了文学。我利用课余时间疯狂地写稿和接二连三地投稿，竟也歪打正着的发表了一些稿件。但毕竟由于稿子幼稚和浅薄，用稿录并不是很高。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在写稿的同时，我也时常关注本县的写作动态和作者近况，希望能找一个老师讨教一番。当时，一个叫黄志轩的业余作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的《阜阳日报》上经常发表他的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也有通讯报道。每当从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总充满了对他的崇敬和爱戴之情，就希望能有一天见见此人，向他好好学习写作的诀窍和真谛。

那年暑假里的一个上午，我步行20多里路，独自一人冒冒失失的去县城去拜见黄志轩。我不知道黄志轩的工作单位，但我知道写文章的人都归县委宣传部管，他应该在宣传部上班无疑。于是，就诚惶诚恐地去了县委院。到宣传部一问，却被告知黄志轩在文化局创作室上班，于是，又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了文化局。在文化局，当找到挂有创作室门牌的房子时，我心情一阵激动和胆怯，我不知道该怎样说话，应该说哪些话。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个人来，见到我站在门口探头探脑的，就问我找谁，我说找黄志轩，他说，黄组长正在创作，不要打扰他。我说，我是来找他拜师的.......。正说话间，从屋里出来的一个青年人，问谁找我，我想这个人就是黄志轩吧，就说“我找你”。他连忙把我让进屋里坐下，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问我叫什么名字，找他干啥？我说出了我的名字，又语无伦次地说出了向他讨教写作诀窍的事。他听后，没有说出我想象的热情鼓励的话，先问我多大了？上高中几年级？我依次作了回答后，他说你热爱文学是好事，但我不希望你现在搞创作，因为你还是个学生，摆在你面前的任务是要搞好学习。然后他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经历：高中毕业后，他回乡当了农民，后来因为在写作上有一技之长，就被抽到了县里的创作组。目前，他仍是农民身份。他还说了创作并非易事，需要一定的生活积累，文化积累，情感积累等话题。坐有20多分钟，他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要参加一个活动，给了我两本稿纸和一本当时省文化厅出版的《群众文艺》便匆匆走了。

见过黄志轩后，我中止了文学创作。他的劝告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学校的警告：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忽视了数理化等几门功课的学习，以致这几门功课的成绩大幅度下降。学校教导主任关天礼说我如果这几门功课成绩继续下滑，将面临着无法毕业的可能。这番话使我如雷贯耳，如梦初醒，于是立即悬崖勒马，中止了创作，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数理化的学习上，以期能使自己逃过毕业这一劫。恰巧，没等到毕业，我投笔从戎，奔赴白山黑水，走上了保卫祖国的哨位。

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我竟与黄志轩有缘在一块度过了几年难忘的岁月。

那时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从部队退伍后，经历了一段短暂的颠沛流离和穷愁潦倒的日子，在这段日子里，我务过农，打过工，经过商，尝遍了世间的酸甜苦辣和世态炎凉。后经伯乐推荐，我被抽到当时的王市区委搞新闻报道。搞新闻报道，虽非我所愿，因有知遇之恩，便也不好推辞。此后，有关王市的新闻就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中央和省市的新闻媒体上。为解除我的后顾之忧，当时的区委报经县里批准，同时让我担任了我所在的东城乡经管站副站长，以解决我的工资渠道，但我的农民身份没变。在区委搞宣传报道的这段时间里，县委组织部还向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布置了组织史资料的编纂任务。因区里当时没有空闲人员，区里就让我把这项工作兼起来，还派了另外两位同志协助我，但主要编纂工作由我来做。组织史编纂虽是个临时工作，但在当时非常重要，它的机构设置规格也很高，县组织史编纂领导小组由县四大班子领导成员和县主要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组长由县委副书记担任，办公室主任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担任。具体编纂工作由办公室负责，而这个办公室的唯一副主任就是黄志轩，也就是说，具体编纂工作由黄志轩负责。黄当时的职务是县委组织员。因为参与组织史的编纂工作，自然要参加县组织史办公室召开的一些会议，而每次参加会议，自然要带去本单位的编纂资料。黄志轩对我每次报去的王市区组织史编纂资料都很满意，并多次在会议上进行表扬。他私下曾对我说，他之所以对王市区的组织史资料放心，是因为这一工作是你来做的。从上次我在王市高中上学时见过他一面之后，就一直再没有见过他，我想他对我的了解，显然是从我在媒体发表的稿子上。后来，因省，地对组织史编纂工作有时间要求，为加强县里的组织史编纂力量，按时完成省、地交给的这项任务，黄志轩就报经县组织史编纂领导小组同意后，把我抽到县里帮助工作。当时的王市区委虽有不舍，但想到我到县里后发展的空间更大些，机遇更多些，就同意了这件事。

到了县里工作，使我加深了对黄志轩的了解。黄志轩出生于我县旧城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后，他曾回乡务农。务农期间，他不忘创作，且硕果累累，并因这些被录用为国家干部。他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奋斗史。事实证明，他是个有思想，有水平，有能力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和他工作过一段时间，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他有思想，是说他是个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人，他不会人云亦云，不会鹦鹉学舌，只会重复领导的观点和报刊上的论调，而是凡事能进行认真思考，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有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不同意“统一思想”的提法，他说统一思想就是让千千万万颗脑袋变成一个脑袋，这是对人的思想的扼杀。对历史上，对国际上，尤其对党史上的一些焦点、热点问题，他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但他又能为自己的这些看法和观点找到强有力论据和支持点，使你无法反驳。说他有水平，他早年进行的文学创作是一个证明，能说会道也是一个证明。我们家乡把能说会道，伶牙利齿的人叫作“铁嘴鸭子”，黄志轩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他有着出色的口才，他常被一些单位请去讲党课，而凡有人请，黄志轩就乐此不疲。他的讲话能力不是按本宣科的读稿子，而是体现在他的即席讲话上。记得有一次，一位同事不知因何在会上向他突然发难，说了不少有损他情面的话，黄志轩听后，不温不火，逐条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使得那位同事哑口无言，最后心悦诚服地向黄志轩道了歉。在县委组织部，黄志轩的能言善辩是出名的，他也很少能找到对手。有一次，在北京一媒体任记者的胞弟海燕回乡探亲，黄与他初次相识，便有相见恨晚之意。两人在县宾馆里拥被而坐，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竟作彻夜长谈，以至不知东方之既白。事后，他惊呼终于遇到了一个与我彻夜长谈之人。应该说，黄志轩能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摇身成为一个县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他的能言善辩帮了他大忙。说他有能力，一些看起来很棘手很复杂的事，他也能轻而易举的解决。一些默默无闻的工作，他也能做得引人注目。

黄志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看书，爱学习。他读的书很杂，政治类，历史类，文学类，甚至自然科学类，几乎都有涉猎。他办公室的案头和他家中卧室的案头，各类书籍常堆积如山。无论再忙，他每天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看书学习。他看书不是对书中的知识观点全盘吸收，而是经过分析思考后，吸收其精华，摒弃其糟粕。正是这持之以恒的学习，加之又能与时俱进，他的认知能力，他的思想高度，才不同于常人。也正由于这一原因，他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才与众不同。

如果一个人仅仅有这些优点，并不值得赞颂。黄志轩令人称道的是，作为一个领导，他是个能够同情，体谅，关心，爱护下属，并能尽最大努力为下属解决问题的人。他说过，凡是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他都会想方设法为他们的进步着想，努力为他们谋到一个好的职位。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当时在组织史资料办公室工作的六个人中，有五人是从大专院校毕业一时还没有安排工作的学生，黄志轩从他们被抽调组织史办公室工作之日起，就把他们的工作安排提到了自己的议事日程。按说，这些人员都是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抽调的，今后的工作安排自然有组织上负责。但黄志轩并不这样想，他认为既然组织上抽调了他们，就要对他们负责，就要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因此，黄志轩在工作之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这几个人日后的工作安排上。由于他的不懈努力，这几位抽调的同志最终都各得其所，安排进了比较理想的单位。在被抽调的人员中，真正属于农民身份的就我一个人。黄志轩并没有因此而歧视我，反而更加信任我，器重我。他让我承担了整个组织史资料的文字工作和统稿工作。后来，解放前后的组织史资料合编的时候，又把总稿的统稿工作交给了我。他也同样在为我的工作积极斡旋。由于原因特殊，对我的工作安排自然不会像其他抽调人员一样顺利。但黄并不气馁，而是一次次地向组织史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向时任县委副书记的梁卫东先生、李华东先生和时任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长的王学思先生介绍我的情况，汇报我在组织史资料编写中的作用。梁卫东副书记，王学思部长也时常到我们的办公室去，对我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对我的工作态度也非常赏识，加之他们也非常识才，爱才，也有想解决我工作的意向，就初步决定通过招聘渠道来解决我的工作问题。他们的这一意见，也得到了其他县委领导的同意。恰巧那年省、地人事局下发了一个录用社会各类优秀人才为国家公务员的文件，就决定让我一步到位，直接推荐我参加了阜阳地区人事局录用公务员的考试。通过考试，我如愿以偿地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承认，这次转变首先与我自身的素质和努力分不开，但没有梁卫东、李华东、王学思等县委领导的同意，特别是如果没有黄志轩先生的鼎力推荐，我可能一直会躬耕乡野，并终老林泉。它使我认识到，有些事，仅凭一已之力，真的很难做到，但如有贵人相助，就会让你轻而易举获得成功并取得事办功倍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志轩是我生命中的恩人和贵人，我永远感激他。

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即将结束时，黄志轩被调任丹凤乡乡长。我们都为他这一新的工作感到高兴，心想凭他的水平和能力，他肯定能在这个岗位大有作为，大展宏图。但出乎意料的是，仅仅几个月以后，他就被调任另一个乡镇的人大主席。按理说，乡镇人大和政府都是平级的，似乎比政府更有权威些，因为按宪法规定，人大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现实中的人大和政协一直处于二线地位。所以，黄志轩由乡长改任人大主席，就带有明显的贬意，说明上一级领导和组织上对他的工作并不认可。乡镇人大主席任没多久，他又被调任县科技局副局长。我们知道，调回县城可能是黄志轩的本意，但把一个根本不懂科技的人安排科技局副局长，也不能叫做知人善任吧？我们曾为对黄志轩的任用唏嘘和感慨！但静心一想，也就释然了。像黄志轩这样一个有深邃思想，独特见解，非凡口才，出色能力的人哪个单位能容留，哪 个领导敢任用？！这就好像一个普通的驭手难以驾驭千里马一样，一个平庸的领导是从来不敢任用水平和能力超过自己的部下。好在黄志轩也豁达大度，他对自己的宦海沉浮没有丝毫的怨怼之色，利用科技局副局长身份，全身心地投入银杏树的研究和发展上，倒也做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

我录用为公务员以后，曾去家乡所在的王市镇政府工作，几年以后又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黄志轩常借工作之机多次去我的单位，我们曾就一些双方都很关注的问题交换交流过意见，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和意见都不谋而合。他有时也拿来科技局的材料，让我在宣传部的简报上予以转发，我大多都照办了。我也多次为他的银杏科研作过宣传报道，在省地媒体上发表了多篇稿件，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后来，由于宣传部机关几度搬家，相距较远，再加之他退休，联系才逐渐稀疏起来。再后来，我退休后移居合肥，和他的联系就中断了。偶尔从亲友们零星的讯息中得知他身染微恙，想回家探望，终因琐事缠身难以抽身，这次趁回乡探亲，想前往拜望，不料竟传来他驾鹤西去的消息，真使人悲痛不已。

       黄志轩先生走了，但正如一位诗人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黄志轩就属于这后一类人，他虽死犹生。我将永远怀念他。